粤剧志士班，从广东演到上海

       从经济、政治到文化，近代的上海和广东之间，一直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也有人说，近代上海是广东戏的第二故乡。广东的戏曲艺术在海内外影响很大，相当主要的原因，来自粤人敢闯荡，敢冒险的社会风气。粤籍移民走到哪里，自然要把家乡的文化带到哪里。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志士班”就是这样在上海滩火起来的。
 

粤剧中的传统武生形象。
图为花都著名粤剧大老倌何健东的扮相。
 

       “振南天”：第一个到沪演出的“志士班”

革命党人陈少白曾参与创办戏剧学校。

       1904年，革命党人程子仪、李纪堂、陈少白在粤中富绅黎国廉、钟仲珏、钟锡璜、潘佩瑜等的出资赞助下，在广州河南海幢寺诸天阁创办了“天演公司”。公司先办戏剧学校，招收了80名青少年。一年后，这个称为“采南歌”的剧团就登台演出了。
        “采南歌”剧团只存在了短短两年。但研究者认为，它实在是为“志士班”开了先声。
        第一个正式的“志士班”是成立于澳门的“优天影”剧团。发起组织者，是两位报人。第二年，“优天影”就被清廷禁演，被迫解散。陈铁军等部分社员，就到广州荔枝湾彭园组织了“振天声”剧团。
 

　曾组织“优天影”剧团的剧作家黄鲁逸
 

        在广州海珠大戏院、乐善戏院等地，“志士班”一度都有不俗的表现。它们编演的戏，有的歌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有的反映当代革命题材，有的反对封建陋习、移风易俗，很受欢迎。革命志士利用粤剧宣传革命，成为辛亥革命在广东的重要特色之一。
        1910年5月2日，由粤侨集资修建、专门上演粤剧的重庆戏园在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上，刊登了一则戏园告白：“本公司忧风气之未开，欲演身以说法，故特遣人到粤，聘请振南天社全班，由镇安轮船来申开演。”
        这是第一个到上海演出的“志士班”。“振南天”的前身，是“振天声”，并吸收了“现身说法社”的血液。它曾于清廷国丧之期远渡南洋演剧，宣传革命思想，在新加坡曾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并集体加入同盟会。
       振南天社在上海的演出始于1910年5月5日，止于6月2日，地点在虹口狄思威路东鸭绿路角子的重庆戏园，共奉献了53场演出。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火烧大沙头》一剧。
       继振南天之后登陆上海的志士班是“优天影”剧团。1910年9月，“优天影”剧团第一次莅临上海，与振南天社、正国风等“志士班”在鸣盛梨园举行为期十二天的联合大会串，反响不俗。
       1936年7月，著名粤剧武生冯镜华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为“振南天男女剧团”的粤剧戏班，消失了二十多年的“志士班”重又活跃在了戏曲舞台上。
 

　著名粤剧武生冯镜华曾在上海组织粤剧戏班“振南天男女剧团”。
 

       黄伟认为，虽然时代不同了，此时的“振南天”仅为一普通的粤剧戏班而已，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二者都处于内忧外患日渐深重的民族危难关头，都肩负着借戏剧以唤醒民众、救亡图存的重任。就戏剧救国这一点来讲，二者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故可视为“志士班”之遗响。
       振南天男女剧团是抗日战争爆发前最后一个登陆上海的粤剧戏班。由于时局动荡，演出遭受了极大的困难。剧团勉强坚持到1937年6月初，只好宣布散班。一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志士班”在上海的演出也从此宣告结束。

       30万居沪粤人 成为广东戏的大票仓

       所谓“志士班”，其实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末革命党人发起组织的一种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改良新剧团体。由于戏剧通俗易懂、老少咸宜，他们先是编撰戏曲唱本以引人入胜，继而创设戏剧学校，编制各种爱国剧本，最后聚合同志，组织剧团，亲自粉墨登场，为社会现身说法。他们利用粤剧的形式，渗入话剧的因素，演出改良粤剧，宣传革命思想。“志士班”，是表示它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旧式戏班。
       有些“志士班”不采用通行的红船，而采用一种漆成绿色的戏船，所以又被称为“绿船班”。
       学者黄伟统计，辛亥革命前夕，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志士组织的新剧团体即“志士班”多达二十余个。如黄鲁逸等组织的“优天影”剧团，陈铁军等组织的“振天声”剧团，陈俊朋等组织的“现身说法社”，李德兴等组织的“移风社”，梁侠侬等组织的“现身说法台”，陈少白、黄咏台等组织的“振天声白话剧社”，以及由胡津霖等组织的“琳琅幻境”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这种戏班当然是难以立足的。所以它们除偶尔在广州及四乡演出外，大多巡演于香港、澳门及南洋等地。上海的租界也是“志士班”重要的演出市场。

       为什么“志士班”特别看重上海，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广东人在上海的分布：
       黄伟指出：早在明末清初，即有大批潮汕人移居上海，并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兴建了粤籍同乡组织——潮州会馆。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又有大批广东人随洋行北上定居上海，“咸丰元年（1851），上海县城里有广东人八万左右， 多于江苏和浙江人。二十世纪初，上海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广东籍富商的投资经营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随之旅居上海的广东籍人激增，光绪三十一年（1905）前后，旅居上海的广东人已有三十多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人口的规模”。

       有名角也有名剧 为粤剧改良先声  

       有意思的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广东的志士班大多停止了活动，但在上海，依然活跃着志士艺员的身影。民国元年八月，梁侠侬、黄祝如、刘道生、程老赐、黄蛰公、胡叙伦、程天声、程鹏起、黄自强等一批优天影、人鉴社的志士艺员，与在鸣盛梨园演出的粤剧艺人金山七、新妲妃松、新马蹄、高佬忠、新水蛇容等联合演出一个月。
       实际上，“志士班”尽管是由非专业人士组织的剧社，但它的兴起对粤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粤剧专业班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时人评价“因为很新鲜，一时可以给社会新一新头脑，倒很站得稳……这算是改良粤剧的先声”。改良新戏艺员所演出的剧目多为紧跟时代步伐，针砭社会痼疾的“改良警世新剧”，内容更加贴近生活，更富有现实意义，因而更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如歌颂爱国英雄的《博浪沙击秦》《女英杰游学 火烧大沙头》《皇爱妃尽忠殉国 邓都督水战阵亡 安志士杀身成仁》《熊飞东莞起义师 志士战死榴花塔》等，反映家庭婚姻问题的《自由女劝夫戒烟》《平地起风波 鸳鸯填恨海》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演出《岳飞报国仇》时，许多观戏的年轻学子激动得热泪盈眶，一度甚至有“废寝忘食地前往看戏”的热潮。
       志士班里也涌现出了一批相当优秀的艺人，如郑君可等。郑君可原籍福建，起先在广州沙面租界一个外国医生的诊所里当侍役，1909年加入优天影剧社。他专攻花旦，经过六个月的训练后，便登台演出，并且很快担任了主角。演出声色艺俱佳，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丑生姜云侠“天分极高，俯拾即是，所演各剧，均异流俗”。当中如小生郑锦涛等，后来还正式下海，成为专业剧社的台柱。
       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新旧艺人进行了良好的合作和广泛的交流，不论改良新戏还是传统粤剧，每一场戏都由新旧艺人联合演出，配合默契，既加深了改良新剧艺人对传统艺术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使粤剧艺人无形中接受了改良戏剧的，为粤剧的变革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