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曲·广东音乐】广东音乐在近代上海的传播、嬗变与历史回响

弄堂深处，粤韵悠扬；唱片流转，电台播音，声动四方。远东一座城与广东一个乐种的相遇，谱写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富魅力的华章。

历史因缘：移民潮与都市文化孕育的传播沃土

广东音乐在上海的落地生根，其首要驱动力是近代以来的人口迁徙与城市发展。上海开埠后，迅速成长为远东国际大都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移民。其中，粤籍商人、买办和劳工构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群体，他们主要聚居在北四川路、虹口一带，形成了具有鲜明地缘特色的社区。

有乡音处，即有乡情。粤侨社群为了维系文化认同与慰藉乡愁，将家乡的音乐——当时在广东被称为“过场谱子”或“小曲”的器乐曲——带到了上海。最初的演奏局限于同乡会馆、粤帮商行内部的节庆聚会和自娱活动，是典型的“移民音乐”。

然而，上海独特的都市文化环境，为这颗来自南国的音乐种子提供了远超其原乡的肥沃土壤。发达的出版传媒业（唱片、电台、乐谱）、繁荣的娱乐业（游乐场、舞厅、电影院）以及中西杂糅的文化氛围，共同成为广东音乐走向大众、走向成熟的催化剂。

传播盛景：现代传媒与商业娱乐驱动的黄金时代

广东音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靡上海，盛况空前，堪称其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一局面的形成，离不开现代传播媒介与商业娱乐模式的巨大推力。

一是唱片业的决定性作用。上海的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拥有敏锐的商业嗅觉。他们意识到广东音乐的市场潜力，大量邀请旅沪的广东音乐名家灌制唱片。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钱广仁等大家，以及《步步高》《娱乐升平》《赛龙夺锦》等名曲，通过唱片这一新兴载体，突破了时空限制，走向了上海的普罗大众，乃至全国及海外华人世界。这些唱片封套上常印有“粤乐”或“广东音乐”字样，客观上统一并确立了这一乐种的名称。

二是广播电台的即时推广。上海的民营广播电台如雨后春笋，其播放内容中，广东音乐因旋律优美、节奏明快而备受欢迎，收听率极高。电台的即时性与覆盖广度，使其成为推广广东音乐最有效的平台，培养了庞大的市民听众群体。

三是娱乐场所的广泛应用。广东音乐迅速渗透到上海都市生活的肌理中。在“大世界”等游乐场，它有固定的演出舞台；在放映默片（无声电影）的电影院，它被用作现场伴奏音乐以烘托剧情；在高级舞厅和茶馆，它被改编为伴舞音乐或背景音乐。这种全方位的商业应用，使广东音乐不再是书斋雅乐，而是充满了鲜活生命力的“都市流行音乐”。

艺术嬗变：在上海完成的自我革新与融合

上海时期不仅是广东音乐的传播高峰，更是其艺术本体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这种嬗变体现在乐器改革、乐队编制和音乐风格等多个层面。

首先，广东音乐的灵魂乐器——高胡被创制，这是在上海发展时期最伟大的艺术贡献。约在1926年，吕文成在上海“精武体育会”的音乐活动中，受江南丝竹中主奏乐器二胡的启发，尝试将家乡粤剧所用的二弦进行改革。他采用钢丝弦替代丝弦，并创新性地将琴筒夹于两腿间演奏，以控制音色和减少狼音。这一改革催生出一种音色高亢明亮、清澈细腻的新乐器，最初被称为“粤胡”，后定名为“高胡”。高胡彻底改变了广东音乐的音响色彩，使其从原来硬弓组合的粗犷热烈，转向了软弓组合的华丽婉转，成为广东音乐毫无争议的标志性乐器。

其次，三架头与五架头的乐队编制得以定型。以高胡为核心，广东音乐在上海形成了经典的乐队组合模式。其中，高胡、扬琴、秦琴构成了最基本的“三架头”。扬琴提供丰富的和声与节奏，秦琴则以颗粒性的音色巩固中音声部，三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均衡而富有表现力的整体。在此基础上，加入洞箫、椰胡等，便形成了“五架头”。这种软弓组合，相比广东早期的硬弓组合（二弦、提琴、三弦、月琴、横箫），音色更为柔和圆润，更适应上海都市市民的审美情趣。

此外，“海派粤乐”的风格正是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在上海这座华洋杂处的都市，广东音乐展现出惊人的包容性。一方面，它吸收了江南丝竹的流畅、婉转与细腻，在旋律进行和加花演奏上有所借鉴。另一方面，它大胆尝试融入西方乐器，如尹自重将小提琴的定弦和技法广东化，演奏出别具风味的“广东小提琴”；何大傻尝试使用夏威夷吉他；甚至萨克管、木琴等也曾被纳入乐队，一度形成“精神音乐”的风潮。这种中西合璧的探索，虽然有时因过度商业化而遭诟病，但无疑体现了广东音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先锋性与活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派广东音乐”风格。

关键人物与团体：群星璀璨的沪上乐坛

这段历史的书写，离不开那些熠熠生辉的音乐家与团体。

吕文成（1898-1990）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不仅是高胡的创制者，更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和技艺精湛的演奏家、歌唱家。他在上海创作和录制了大量经典作品，如《平湖秋月》《步步高》《渔舟晚唱》等，其艺术活动全面定义了上海时期广东音乐的艺术高度。

尹自重（1903-1985）以“广东小提琴”闻名，他的演奏技巧精湛，极大地丰富了广东音乐的表现力。

何大傻（1894-1957）多才多艺，既是“吉他大王”，又是著名的作曲家，创作了《孔雀开屏》等名曲。

上海精武体育会，这个以武术闻名的团体，其音乐部却成为了广东音乐重要的活动中心。吕文成等人常在此切磋交流，许多艺术创新源于此地。而中华音乐社等团体，也汇集了众多粤乐精英，通过演出、研究和教学，推动了广东音乐的规范化与理论建设。

历史回响：双向滋养与文化启示

广东音乐与上海的关系，绝非简单的“传播——接受”单向模式，而是一场深刻的双向文化滋养。

对于广东音乐而言，上海是其“炼金炉”和“放大器”。它在此完成了从乡土艺术到都市艺术的转型，确立了其基本的现代风貌，并通过现代传媒一跃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乐种。这段经历又反向深刻地影响了广东本地音乐的发展。

对于上海而言，广东音乐的融入极大地丰富了其“海派文化”的内涵。它与其他艺术形式（如江南丝竹、沪剧、爵士乐）共同构成了上海多元、开放、创新的音乐生态，塑造了这座城市独特的听觉标识。它证明了海派文化强大的吸纳、转化与创新能力。

结语

广东音乐在上海的早期传播与发展，是中国传统音乐在近代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缩影和成功范例。它展示了地域文化如何在移民、商业和现代传媒的合力下突破地域限制，如何在新的文化环境中通过自我革新与广泛融合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最终参与塑造了都市文化的多元图景。这段“沪上粤韵”的历史，至今仍在提醒我们，文化的活力正源于流动、碰撞与创造性的转化。

（本文发表于《广东音乐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