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剧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粤剧界在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对后来粤剧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一些爱国知识分子认为，要号召群众起来进行反清斗争，与其利用文字宣传，不如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更能收到奇功异效。这种看法集中反映在《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上。《二十世纪大舞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戏剧专刊。它于1904年10月在上海创刊。该杂志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宗旨，是一个以宣传反清革命为目的的富有特色的文艺刊物，主编人是一位具有爱国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陈去病。陈去病（1874－1933），名庆林，字佩忍，号巢南，江苏吴江同里镇人。他景仰汉朝名将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爱国抱负，遂改名“去病”。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清朝丧师辱国，他对此十分愤慨，曾在故乡发起组织“雪耻学会”，自撰一联：“炎黄种族皆兄弟，华夏兴亡在匹夫”。俨然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任。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经常在革命刊物《浙江潮》、《江苏》发表文章，鼓吹革命，不遗余力。回国后创办《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等，名噪一时。1909年他与高旭、柳亚子发起组织进步文学团体“南社”。辛亥革命后仍追随孙中山先生，1917－1918年护法运动中，孙中山任大元帅，他出任大本营宣传主任。

      《二十世纪大舞台》在陈去病主持下，政治倾向鲜明，文笔泼辣。创刊号发表了亚卢（柳亚子）的《发刊词》说：“……今以霓裳羽衣之曲，演玉树铜驼之史，凡扬州十日之屠，嘉定万家之惨，以及虏酋丑类之惂淫，烈士遗民之忠荩，皆绘声写影，倾筐倒箧而出之。华夷之辨既明，报复之谋斯起，其影响捷矣。……法兰西之革命，美利坚之独立，意大利、希腊恢复之光荣，印度、波兰灭亡之惨酷，尽印于国民之脑膜，必有欢然兴者。此皆戏剧改良所有事，而为《二十世纪大舞台》发起之精神。……”

      这篇《发刊词》历数清兵入关的大屠杀暴行，赞颂欧美资产阶级革命，认为戏剧改革必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以反清革命的爱国精神，作为该刊的主旨的。

      陈去病以“佩忍”署名发表《论戏剧之有益》论文。该文说：

      “我青年之同胞，赤手掣鲸，空射虎，事终不成，而热血徒冷，则曷不如一决藩篱，遁而隶诸梨园菊部之籍，得日与优孟、秦青、韩娥、绵驹之俦为伍。上之则王郎之悲歌斫地，次之则继柳敬亭之评话惊人，要之足以发舒其民族主义，而一吐胸中之块垒。此其奏效之捷，必有过于劳心焦思，孜孜矻矻以作《革命军》、《驳康书》、《黄帝魂》、《落花梦》、《自由血》者殆千万倍”。

      文中号召有志的爱国青年，要学习历史上的爱国艺人，积极参加戏剧工作，借戏剧“以发舒其民族主义”。他认为戏剧对革命的宣传鼓动作用，远胜邹容《革命军》、章炳麟《驳康有为书》以及《黄帝魂》等革命书刊千万倍。把戏剧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该文最后说：

      “综而论之，专制国中，其民党往往有两大计划：一曰暴动，一曰秘密。二者相为表里，而事皆尠成。独兹戏剧性质，颇含两大计划于其中。苟有大侠，独能慨然舍其身为社会用，不惜垢污以善为组织名班，或编明季稗史而演汉族灭亡记，或采欧美近事而演维新活历史，随俗嗜好徐为转移，而潜以尚武精神、民族主义，一一振起而发挥之，以表厥目的；夫如是而谓民情不感动，士气不奋发者，吾不信也”。

      认为戏剧宣传，其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并不比暴动和秘密活动小。若从明末的稗官野史取材编剧，演汉族灭亡记，或根据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史编剧，对于激发爱国革命思想，唤醒群众，奋发士气，相信会起很大的作用。为什么他对戏剧的作用提得这么高呢？他认为老百姓多数不识字，看不懂历史书籍，如果看了一出好戏，便可对历史上的“是非了然于心”，“贤奸判然自别”。而且古装戏穿戴的是汉族衣冠，可“触种族之观念”。在文中作者自注说：“闻当满清入关时，北方贩夫走卒，类多有投河而死者，未始非由戏剧感人之故。”应该说，陈去病的这一说法是有历史根据的，当时不仅在北方，就是南方的粤剧，也曾激起李成栋倒戈反清。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便根据《遗民录•陈子升传》的记载，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清兵入关，陈文忠公子壮起兵于南海九江，兵败被执殉国。清广东提督李成栋纳子壮妾张氏，年余不欢，偶见演剧而笑，成栋怪而问故，曰：‘复见明时衣冠威仪，有感而笑也’。成栋因媚之穿明衣冠，张氏取镜与览。成栋欢跃，张氏因怂恿其反正。成栋曰：‘怜此松江眷属也’。乃赂十万取眷于松江。张曰：‘敢独享富贵乎，请先死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成栋大哭日：‘我乃不及妇人女子乎’！拜殓之。时永历帝由榔继位于肇庆，子升起用，成栋遂杀清总督佟养甲，率兵归明。”

      这是粤剧激发民族思想的最早记载，它可作为陈去病文章的一个生动例证。当然，陈去病的戏剧观不尽正确，但他与我国古典戏剧理论的着重讲音律和艺术性迥然不同，强调戏剧对革命的宣传作用，可以视为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戏剧理论之嚆矢。

      在戏剧作品方面，该刊发表了静庵《安乐窝》、寰镜庐主人《鬼磷寒》、惜秋《新上海》、孝农（汪笑侬）《长乐老》等，大部分是反清剧本。《安乐窝》把西太后作为反面人物鞭挞，直书“女丑满装扮西太后”，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由于该杂志明目张胆地宣传反清，只出了两期，即被清政府封禁。

      清政府封禁了《二十世纪大舞台》，却封禁不了戏剧界利用戏剧进行反清宣传。梅兰芳在《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一文就说：

      “在辛亥革命时期，我们戏剧界中曾经有许多前辈和同行以他们的英勇斗争实践和卓越的艺术创造，为这次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近代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崇高的革命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由于梅兰芳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作为基础，文中只涉及京、津、沪以及武汉几个大城市的戏剧界革命事迹，并未提及广东。其实，广东作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戏剧界投身辛亥革命的活动，其事迹比北方更突出，只是过去未有人注意而已。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就慨叹道：“民族革命之领导，人皆知为孙中山国父。民族革命之鼓吹，人皆知为国民党兴中会诸先烈暨清末报界、文化界诸名宿。民族革命理想之传播，则人罕知为戏剧界，尤其是粤剧界诸先达之特奏殊功。”

      粤剧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可从下列四个方面来论述：

     
      一、“志士班”的兴起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为了利用戏剧作为革命宣传的工具，曾与一些进步粤剧艺人合作，组织改良班，叫做“志士班”。由于志士班不属八和会馆，旧粤剧艺人戏称为“九和班”、“九和友”。又因志士班不乘红船，自制一种髹成绿色的戏船，故又有“绿船班”之称。其实，这都是粤剧旧戏班对志士班的贬称，当以志士班的叫法为当。冯自由说：“广东号称革命策源地，世人咸归功于新学画报之宣传，然剧本之改良及维新志士之现身说法，亦与有大力焉。”（《革命逸史》二集）可见当时志士班的兴起，对辛亥革命是起了不小的宣传鼓动作用的。现根据有关资料，把志士班情况分述如下：

      1.广州采南歌剧团：该团原叫“天演公司”，实为志士班的胚胎，创始于1904年，团址设于广州市河南海幢寺诸天阁。原来1900－1902年陶模任两广总督时，曾办了一间陆军学堂，程子仪在该学堂任教习。1902年7月初，陶模病死，满族人德寿继任总督，排挤汉人，程子仪受到打击，思想倾向革命，便与陈少白、李纪棠商量创办戏剧学校。陈少白（1869一1934），名闻韶，号夔石，广东新会县人，早年结识孙中山先生，与杨鹤龄、尤列有“四大寇”之称。陈少白生平服膺同乡先贤陈白沙（献章），参加革命后改名白，字少白。1895年他参加兴中会，组织广州起义未成，流亡日本。1900年初在香港主编《中国日报》，该报有一个副刊叫《鼓吹录》，发表了不少戏剧、民谣作品，“或讽刺时政得失，或称颂爱国英雄，庄谐杂出，感人至深”。（《革命逸史》二集）如当时曾发表了以“冤禽”署名的粤曲，仿效流行一时的《陈世美不认妻》的小调，进行反清宣传。原词写道：

      “同胞们，若问起，亡国（明——编者）遗民凄惨事，待我从头说你知，未开言来心内悲。……

      “满洲兵，残生灵，轩辕黄裔四百兆，扬州嘉定血河成，地惨天愁草木悲。

      “到如今，屈指计，二百多年施压制，贪官污吏逞淫威，剥尽民膏心未死。

      “乃望看，众志士，尝胆卧薪切齿记，但愿光复汉江山，洗尽遗民奴隶耻。”

      此曲曾在知识界暗中传唱，如泣如诉，悲怨激越，“光复汉江山”，成为反清革命的一个响亮口号。但程子仪认为报刊虽有宣传作用，而一般群众识字者甚少，依靠文字宣传，实难普遍收效。“于是建议创设戏剧学校，编制各种爱国剧本，招收幼童，授以相当教育，俟其学业有成，乃使出而实行表演。如是方可以涤除优伶平时不良之习惯，一新人之耳目”。（《革命逸史》）陈少白、李纪堂2人十分赞同，经商量决定由陈提供剧本，李出资2万元。李纪堂，名柏，与少白同为新会县人。他的父亲李升，是香港巨商，兄弟8人，他居第三。李升死后，兄弟各得家产100余万元。李纪堂得到这笔巨额遗产，每当革命机关遇到经济困难，经常慷慨解囊。如香港《中国日报》一度经济困难，李纪堂便出资5万元维持报务。这次为筹办剧团，他独出资2万元，其他粤中富绅黎国廉、钟仲珏、钟锡璜、潘珮瑜等合捐1万元，凑足资本3万。“天演公司”办了一间戏剧学校，招收12岁到16岁青少年80人，专门训练，教授戏剧表演技巧等，一年后开台演出，这就是采南歌剧团，简称“采南歌”。1905年底，在各乡及港澳等地演出，“所排新剧颇博世人好评，实开粤省剧界革命之先声。”（《革命逸史》二集）可见影响不小。后因经济困难，创办1年多便被迫解散。

      2.优天影：1907年创办于澳门，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下简称《组织史》）说：“自广州采南歌剧团解散后，粤港两地志士黄鲁逸、卢梭魂、欧博明、黄世仲、李孟哲、姜云侠等便组织优天影新剧团于澳门。诸志士多粉墨登场，现身说法，对于暴露官僚罪恶及排斥专制虐政，不遗余力。粤人颇欢迎之，号之曰‘志士班’。” 

      这个名单中有不少是新闻记者。黄鲁逸（1869一一1926），字复生，号冬郎，笔名鲁一，广东南海九江人。他是“九江先生”朱次琦的外甥，少时跟其舅父读书，后受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影响，主编香港《中国日报》副刊，发表剧本、粤讴，宣传民族革命。“优天影”初名“优天社”，黄鲁逸是主要发起人之一。为什么改名“优天影”呢？据说，“优天社”第一次公演黄鲁逸剧本，招待地方名流。演出结束后，观众无不喝彩，掌声如雷。散场后，黄鲁逸毫无笑容，闷闷不乐。同人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他说：“你等不知，刚才座上名公喝彩，说明我社演出失败了。”众人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黄鲁逸继续说：“我编剧的目的，不是为迎合这些名流雅士的。他们认为不可，则剧中可者自然很多；他们认为可以，则此剧必不受群众欢迎，我因此嗟叹罢了。”从此改名“优天影”，取“社亡影存”之意。其实，“优天社”的更名，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革命逸史》（二集）说：“‘优天社’于澳门，各欲亲自粉墨登场，为社会现身说法，以棉力弗继，未及出演，数月而散。”可见“优天社”未及演出，便死于襁褓之中。“未几复活，更名优天影，开演后大受世人欢迎。”优天影的演员主要有郑君可、姜云侠、靓雪秋等。郑君可演男花旦，扮相美丽，秀目流盼，桃靥含春，颇为诱人，加上演技不俗，遂名重一时。姜云侠演丑生，以扮演《盲公问米》的盲公而蜚声粤剧舞台。靓雪秋是廖仲恺的胞弟，在剧团担任小武。据《革命逸史》记载，优天影第一届社员有黄鲁逸等22人，第二届社员有黄鲁逸等15人。由于该团是业余剧团，以宣传革命为目的，票价低廉，演员收入很少，有时甚至揭不开锅。每当剧团吃饭发生困难时，黄鲁逸便亲到菜栏拾取黄菜叶，购买廉价猪血两桶，以菜叶猪红汤充饥。当时大家胸怀革命大志，对此并无怨言，真是志士班里多志士，名不虚传。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说：“该班出演数载，成绩斐然可观，旋亦因事中辍。”所谓“因事中辍”，是指优天影因宣传革命，到1903年被清廷禁演，被迫解散。后来，老艺人师傅友（白驹荣的师傅）重整阵容，更名“天演台”，“自建绿船，以便来往各乡演出，业务曾略有起色”。

      3.振天声：优天影解散后，一部分社员陈铁军等于1908年另组织“振天声”剧团，社址设于广州荔枝湾彭园，“分赴粤港澳各地排演，所编剧本多宣传民族主义，较以前志士班尤为激烈”。又据《革命逸史》记载，社员有陈铁军等19人。该团演出数月后，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清制国丧例禁演戏，在陈铁军建议下全体演员到南洋演出，回国后因保皇党告密，被迫宣布解散。

      4.现身说法社：1908年成立于香港，由陈俊朋等人发起，成立未久即与振南天合并。据《革命逸史》所录社员有：陈俊朋、黄子觉、黄志蕴、谢持久、骆铁苍、胡可为、胡孝思、刘侠民、谢沃波、黄自立、郑校之、蔡忠信、陈甦亚、吕少初、韦勤等15人。

      5.移风社：1908年左右成立于广州市河南，发起人为李德兴等。成立不久，旋即解散。据《革命逸史》载，社员有李德兴、梁醒公、李瑞庄、李铁汉、雷漱石、郑拔初、李少帆、廖十五、周少保、陈铁军、范志扬等11人。

      6.现身说法台：大约在1908年成立于广州花地，发起人为梁侠侬，社员姓名及活动不详。

      7.振南天：1908年成立于香港，由振天声与现身说法社合并而成。“剧团宗旨如前不变，数月后以财力不支，亦解散”。（《组织史》）

      8.东莞醒天梦剧团：1908至1909年间成立于广东省东莞县石龙。冯自由《组织史》说“醒天梦剧团为粤省东莞志士黄侠剧、莫纪彭、李文甫、林直勉等所组织。团址设于东莞石龙，专演爱国新剧并宣扬民族主义”。该团成立后到香港演出，冯自由观后大加赞赏，全团成员加盟为同盟会会员。林直勉献出全部家财充当革命活动经费，当时被誉为“毁家报党小英雄”。由于醒天梦全体成员入盟，加上林直勉献出巨资，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乃以成立，从此揭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历史的新页。以后南方的武装起义，都是在该支部领导下发动的，林直勉任南方支部会计，在购置武器和筹集军费出力不小。清政府侦知醒天梦与同盟会有密切关系，便借口该团演出袁崇焕、熊飞抗清史剧，意在造反，强行解散。醒天梦被迫解散后，大部分成员走出舞台，直接参加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如莫纪彭、李文甫等人，先后参加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黄花岗起义。李文甫在黄花岗起义中壮烈牺牲。李文甫，东莞县石龙人。他目睹清廷的腐败，认为非革命不能救中国。每论世变，无不欷歔。他对同志说：“我辈读书人懂得道理，应当致力实行。功业的成就，不由一个人决定，但功业的创造，我可出一份力。士患不勇，何患不能，粉骨碎身，死而无愧”。他曾参加香港《中国日报》和《时事画报》编辑工作，鼓吹革命，废寝忘餐。黄花岗之役，他手持二枪挟炸弹，与林时爽率众为前驱，进攻广州总督署，掷弹猛击敌人，杀死敌人无数。不幸足部受伤，犹手毙数敌，事败后为清两广总督张鸣岐杀害，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李文甫就义的时候，闻者无不下泪，当时有“平生不识李文甫，今不复相天下士矣”之说。李文甫确为革命志士之佼佼者。

      9.振天声白话剧社等：1911年春成立于香港，是近代第一个粤语话剧团。据《革命逸史》记载，该社社员有黄咏台等15人。“继起者复有‘琳琅幻景’及‘清平乐’、‘天人观社’诸社，均属话剧团之铮铮者”。“琳琅幻景”虽为粤语话剧（当时称文明戏），但剧中常穿插粤剧表演，演员有何佐庭、黄合和、林坤山、冯显州等，当代著名粤剧演员陈非侬，也是该团演员。“清平乐”社是我国电影事业创始人之一黎民伟发起的。此外，尚有民乐社、真相剧社、士工剧社、正国风、新国风、钟声社、达观社、非非影、镜非台、人镜社、新天地、国魂警钟、共和钟、天人观社、光华剧社、啸闻俱乐部、霜天钟、仁风社、仁声社、南天化宇话剧社等。这些戏剧社团，有的是粤剧班，有的是话剧社。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志士班，共有20多个班。这些“以改革陋俗及灌输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志士班，对辛亥革命起了不小的宣传鼓动作用。
 

      二、剧目的新创作
 

      粤剧属皮黄系统的地方戏剧，其腔调以梆黄为主，早期粤剧称“广东梆黄”，演出采用舞台官话，剧目多与皮黄系统的京、汉、湘等剧种雷同。清朝中叶以后，出现新编的提纲戏和移植改编剧目，但也是传统剧目改头换面，很少创作新剧目。辛亥革命时期，志士班的兴起，为了宣传革命，先后创作了不少新剧目。如采南歌剧团创作和演出的剧本有《地府革命》、《黄帝征蚩尤》、《六国朝宗》、《文天祥殉国，、《侠男儿》、《儿女英雄》、《骂城隍》等。优天影有《火烧大沙头》、《贼现官身》、《虐婢报》、《盲公问米》、《周大姑放脚》、《与烟无缘》、《警晨钟》（又名《梦后钟》）、《义刺马新贻》、《奸宫趷地》、《自梳女不落家》、《博浪椎秦》、《一炮定台湾》、《黑狱红莲》等。振天声有《熊飞起义》、《博浪沙击秦》、《剃头痛》、《大闹沙基》、《徐锡麟行刺恩铭》等。振天声白话剧社有《自由花》、《赌世界》、《父之过》、《愚也直》、《玻璃井》、《风流探》、《汉江湖》等。东莞醒天梦剧团有《熊飞战死榴花塔》、《袁崇焕督师》（又名《袁崇焕计斩毛文龙》）等。民乐社有《妇道苦》、《杀子报》等。琳琅幻景有《辛亥革命党人碑》、《梁天来告御状》、《外江壮士》等。仁声剧社有《金钱毒》、《血泪》等。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时期创作和演出的新剧目有40多个，以黄鲁逸创作的《火烧大沙头》，冯公平、豆皮元编演的《温生才刺孚琦》和郑君可自编自演的《秋瑾》为最著名。广东光复初，潘达微创作的《声声泪》上演后，也轰动一时。

      志士班创作和上演的新剧目，其题材大概可分下列四种：

      第一，歌颂历史上英雄人物，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人民反对异族统治。如《文天祥殉国》、《熊飞起义》、《熊飞战死榴花塔》、《袁崇焕督师》等剧目，热情歌颂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抗元斗争和明末袁崇焕、熊飞的抗清英雄事迹。文天祥曾在广东坚持抗元斗争；袁崇焕、熊飞都是广东东莞人，这些剧本以观众比较熟悉的地方历史掌故和历史人物为题材，十分亲切动人，容易引起思想共鸣。这对号召人民进行反清革命斗争，收到较好的宣传效果。在志士班的影响下，一些旧戏班的演员，也渐有排演爱国新剧的倾向。如人寿年演《岳飞报国仇》一剧，梁垣三扮宋徽宗后，豆皮梅扮李若水，新白菜扮岳飞，表彰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就引起当时社会舆论界的注意。《革命逸史》的作者冯自由，甚至认为“其收效之速，较新剧团之宣传，有过无不及。”革命党在香港的机关报《中国日报》，特给梁垣三等赠送“石破天惊”的横幛，以资鼓励。

      第二，编演当代革命题材新戏，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清斗争，如《火烧大沙头》、《义刺马新贻》、《温生才刺孚琦》、《秋瑾》、《辛亥革命党人碑》、《徐锡麟行刺恩铭》等。《革命逸史》说：“最得人欣赏者为《火烧大沙头》一剧，剧中首引清吏杀女侠秋瑾一事为导线，颇足发人深省。”的确，《火烧大沙头》一剧以鲜明的爱憎，热情地歌颂“鉴湖女侠”秋瑾为革命而牺牲的高贵品质，深刻地揭露了官吏的贪暴和社会的黑暗，对当时的粤剧观众，确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义刺马新贻》一剧，是演江湖义侠张文祥于1870年（清同治九年）刺死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故事。此案在清末轰动一时，当时革命党人倡行暗杀，1905年在北京前门车站炸出洋考察五大臣的吴樾，就写过《暗杀时代》一文说：“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日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革命党人在香港也成立“支那暗杀团”，“专以暗杀满清权要为宗旨”。（《组织史》）把马新贻案搬上粤剧舞台，实为革命党人宣传暗杀服务。其余三剧也是以当代的暗杀和革命斗争为题材，虽然剧本写得比较粗糙，但由于倾向鲜明，热情歌颂徐锡麟、温生才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牺牲精神，使观众受到活生生教育。

      第三，反对封建迷信和烟赌陋习，对群众进行移风易俗的道德教育。如《盲公问米》、《周大姑放脚》、《与烟无缘》、《警晨钟》、《黑狱红莲》等。《盲公问米》是讽刺封建迷信的一出名剧，剧中借“请神曲”咒神骂鬼，嘲讽愚昧，庄谐杂出，痛快淋漓，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周大姑放脚》反对妇女缠足，提倡妇女解放。其他以反对烟赌为主题，也起了移风易俗的教育作用。

      第四，揭露贪官污吏的腐败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如《地府革命》、《骂城隍》、《奸官趷地》、《贼现官身》、《自梳女不落家》、《虐婢报》、《声声泪》等。《地府革命》借神界土地公不堪压迫奋起反抗，影射现实世界的不合理，虽语近怪诞，寓意实渊厚，暗示人们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骂城隍》描写城隍勾引良家妇女，结果被打掉城隍庙中“正大光明”的牌匾。曲笔藏锋，言晦意显，曲折地反映了官吏的腐败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寓意也颇深刻。其他各剧也在不同程度上揭露官场的黑暗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贪残暴恶，对被压迫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尤其是潘达微自编自演的《声声泪》一剧，以男女爱情为线索，揭露社会的污浊、奸恶、诈伪，剧本打破因果报应大团圆的旧框框，女主人翁以悲剧结束，上演后受到各界的好评。据陆丹林《革命史谭》记载，民国初年广东警察厅长陈景华观看《声声泪》后，十分感动，特赠“天地不仁”四字给潘达微，自署“世界罪人陈景华”，表示“愤世嫉俗，把改造社会为己任”。陈景华，字陆逵，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前清举人，曾任广西桂平知县，因不满清廷腐败而加入同盟会，在暹罗（今泰国）、香港等地参加革命活动。广东光复后为第一任警察厅长，对禁绝娼妓颇为出力。又创办女子教育院，聘黄兴夫人徐宗汉为院长，专门收容被迫害的婢女、妾侍、尼姑、幼妓入院学习，授以谋生本领，培养成自食其力的人，对妇女解放做了一些有益工作。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他不甘同流合污，1913年中秋节，龙济光以邀赏月为名，对他加以暗杀。这位自认无力改变“天地不仁”的社会现实，以“世界罪人”自贬的愤世嫉俗者终于死在军阀龙济光的屠刀下。顺便提一下，建平同志《四十年前省港话剧运动片谈》（1957年11月16日《羊城晚报》）说：“1921年潘达微（营葬七十二烈士于黄花岗的义士）也曾组织一剧团，……曾演过一出戏叫《声声泪》。”这是把时间弄错了，陈景华死于1913年，其观《声声泪》则应在此之前，可见《声声泪》在广东光复不久已上演。又《声声泪》剧本最早有癸丑版，说明在1913年已有剧本行世了。所以，它应该属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剧作之一。

      从上述四类题材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特点：一是借古喻今，对观众进行爱国革命教育。二是演当代重大题材，以戏剧为武器，号召群众进行反清斗争。三是揭露清政府的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说明医国救民，舍革命而无良策，四是很少爱情题材，大部分是反映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内容的。正如冯自由《革命逸史》说：“或破除迷信，或刺讽时政，或表扬忠义，或排斥异族，均为有益世道人心之作。”又说：“此种剧团咸对腐败官僚极嬉笑怒骂之能事，卒能引起人心趋向于革命排满之大道。”这些新创作的剧本，在宣传革命，教育群众，打击敌人中，确是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的。
 

      三、志士班与同盟会的关系
 

      志士班的出现，一开始就与同盟会有密切关系，领导者和组织者多为同盟会员。所谓志士班就是革命志士的戏班。1908年11月中旬，清政府宣布国丧禁绝演戏，志士班的演员有两个出路一是走出舞台参加革命斗争，二是转移到南洋各地继续宣传革命。前者如一些志士班同志后来参加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有些同志如李文甫等并在起义中牺牲。有些则投到李福林部下参加民军，这些民军曾在广东光复立下了功劳。后者如振天声，由陈少白向香港筹赈八邑水灾公所建议，愿率全体演员同往南洋各埠巡回演出，为该公所筹款赈灾。一为灾民请命二则暗中向华侨宣传革命。结果，在黄咏台的带领下，开赴南洋各地演出。当振天声抵新加坡时，刚好孙中山先生为加强南洋各地同盟会组织的领导和筹办军饷，也到达新加坡。孙中山先生对振天声到南洋演出十分重视，亲自在“晚晴园”接见全体团员，该团未加入同盟会的，均在这次宣誓入盟。孙中山先生对他们勉励有加，大家深受感动。新加坡的保皇党机关报《南洋总汇报》得讯，“遂著论反对该剧团之筹赈水灾，谓该团员尽革命分子，华侨捐款赈灾，即无异赞助谋反大逆”（《革命逸史》）。革命党机关报《中兴报》针锋相对，与《南洋总汇报》展开了一个多月的笔战。通过这次笔战，许多华侨认清了保皇党的真面目，大大加深对革命的认识，使振天声所到各埠，上座率空前。新加坡同盟分会副会长陈楚楠观看了振天声的演出后，把振天声的戏票当作珍贵纪念品，一直留在身边呢。孙中山先生看了振天声的演出，特给缅甸仰光同盟会分会长庄银安（吉甫）写信，介绍演出盛况。笔者曾见过该信手迹影印件，这是一份珍贵粤剧史料。全文如下： 

      吉甫仁兄大鉴：花月初六日并押初七日两函，已经收到。汉民兄想已到抵多日，当有一翻鼓振矣。来信云会底金不能改章，此事可与汉民详商，通融办理就是。

      振天声初到南洋，为保堂造谣，欲破坏。故到吉隆坡之日，则有意到庇宁演后就近来贵埠。乃到芙蓉埠之后，同志大为欢迎，其所演之戏本亦为见所未见：故各埠从此争相欢迎，留演至今，尚在太平、霹雳各处开台，仍未到庇宁。到庇宁之后，则必出星加坡，以应振武善社延请之期，现闻西贡亦欲请往。故该班虽不到贵埠，亦可略达目的矣。顺此通告，俾知吾党同人所在无往不利，可为之浮一大白也。此致，即候大安

 弟 孙文谨启  三月八号

      这封信写于1909年3月8日，吉甫即庄银安，福建籍侨商。信中的“花月”指旧历二月，庇宁即槟榔屿，又称槟城。信中提到振天声演出剧本“为见所未见”，说明当时带去的剧目为该团新编剧本。又提到“各埠从此争相欢迎”，一再延长演期，增加场次，“留演至今”等，均比有关史籍的记载详尽具体。末云“浮一大白”的“大白”指酒杯，意谓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值得干杯庆贺。说明孙中山先生通过该团的受欢迎而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和希望。这封信是研究孙中山与粤剧、辛亥革命与粤剧的珍贵史料。

      振天声剧团到南洋演出盛况空前，许多华侨通过观看粤剧受到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大大孤立了保皇党势力，扩大了革命党在华侨中的影响，粤剧宣传有功于辛亥革命，在此也可见一斑了。
 

      四、革命小生李是男
 

      前面提到同盟会员组织和领导志士班，也谈到粤剧艺人参加同盟会。但在同盟会员粉墨登场演粤剧中，虽然不乏其人，最有影响的还首推李是男。

      李是男，名吉棠，字奕豪，号公侠，广东台山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他的父亲佑宽，在美国开“和隆”号皮鞋店。是男少时入华童学校读书，聪明好学，“尤嗜本国戏剧，凡著名粤曲之小生唱本，皆能琅琅上口”。（冯自由《新小生李是男》）13岁时，佑宽命他回国读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爱国运动爆发，他在台山发起组织“联志社”响应。1906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同盟会，次年重渡美国从事革命活动，创办《美洲少年周报》，进行革命宣传。1909年冬，孙中山先生到美国纽约，得阅《美洲少年周报》，大加赞许。次年旧历元旦，孙中山先生抵旧金山，李是男热情欢迎孙先生住在粤东旅馆。孙先生告以准备发动广州新军起义，急需筹款5万元以供军费，是男力不从心，焦急万分，孙先生慰勉有加。几天后，便接到新军起义失败，急需筹款接济同志逃难，李是男便将其父亲鞋店所存千元捐出应急。孙先生又成立同盟会旧金山分会，任命是男为会长。1911年夏，孙先生倡议成立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又称美洲洪门筹饷局，是男为局中负责人之一，发行中华民国金币票，由孙中山署名，是男以会计李公侠副署，为黄花岗起义筹备了不少经费。

      李是男在同盟会中身任分会长，但为了筹备革命饷银，发起组织了一个新舞台粤剧团，亲演小生。新舞台粤剧团当时演出了《唤国魂》等不少以反清革命为主题的粤剧，一为宣传群众，号召美国华侨积极参加反清的爱国革命斗争；二为革命党人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募集军费，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黄伯耀《李是男事略》说：“生平嗜好戏剧，擅小生，嗓音甚佳。革命筹饷时期，常粉墨登场，甚为侨众欢迎，每次成绩极好。”冯自由也说：“是男为筹款计，组织一新剧团，亲自粉墨登场，饰小生一角。居恒精于音律，至是高歌一曲，响遏行云，金门士女咸大为倾倒。每往来唐人街中，妇女界多称之新小生。归寓则电话纷来，馈品杂至，几有掷果盈车之誉。”（《新小生李是男》）由于李是男利用广东华侨喜闻乐见的粤剧进行宣传，寓爱国革命教育于娱乐之中，加上他的扮相英俊，行腔吐字，不同凡响，博得广大华侨观众的欢迎。结果，革命党人在美洲的活动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募集经费的活动也比以前顺利，仅支援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捐款，从旧金山华侨中便募得1万元。是男身居要职，仍粉墨登场，实在可贵，故又有“革命小生”之誉。这也是粤剧史的一段佳话。

      辛亥革命后，不少革命党人居功请赏，伸手要官做，独李是男仍在美国办《少年报》。1922年在孙先生多次催促下，才回国在广州任总统府秘书。1931年任广州中山纪念堂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1937年5月28日以肺病在广州逝世。冯自由挽一联日：“兴唐李靖，代有贤孙，记倡义美洲，勋绩永铭金币券；顾曲周郎，偏多短命，叹收功赤壁，延寿难为铁肺人。”对仗工整，褒功颇当。是男死时年仅40余岁，故有“偏多短命”之叹。李是男以革命活动家演粤剧，给粤剧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现在，一些粤剧史著述，常把辛亥革命时期粤剧称为“改良新戏时期”或“广东粤剧的改良活动”。虽然，从粤剧改革的意义来说，这种提法也无不可。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辛亥革命时期，改良派反对革命，在这时已堕落为保皇党。孙中山先生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敬告同乡书》）。因此，最好还是不要把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剧称为“改良活动”，以免与保皇派混淆起来。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称采南歌剧团为“开粤省剧界革命之先声”。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剧，按其性质来说，可以说是粤剧的一场革命，即把封建主义色彩浓厚的粤剧，通过革命，变成适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要求的粤剧，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服务。可惜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粤剧革命也半途而废。冯自由在谈到采南歌剧团的解散时说：“所训育人材颇为鼎盛，诸童伶于解散后，多改就旧式戏班，无有能记忆本身剧团之如何宗旨矣。”（《革命逸史》）又如当时著名艺人蛇仔秋（即袁德墀），丢掉年薪数千元的大老倌不做，弃艺从戎，投身李福林部，在开始确是出于一番革命热情的。但辛亥革命后，摇身一变做了官，变成李福林操纵粤剧界的爪牙。辛亥革命后，有“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之说，在粤剧界又怎么样呢？“辛亥革命以后，许多革命党人都以为大功告成，不需要再通过戏班来活动了。因此，再没有人拿钱出来支持，‘志士班’遂相继解体”。（刘国兴《八和会馆回忆》）这段话多少透露出粤剧革命失败的原因。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时期粤剧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首先，志士班在省港澳和南洋的活动，对革命力量在南方和南洋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有人甚至这样说：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的成立，是由东莞醒天梦全团入盟和该团成员林直勉献资促成的。如《莫纪彭先生事略》说：

      “戊申、己酉年间（1908、1909），新剧社名醒天梦之建立，游艺四方，为宣传民族主义之最普遍工具。及到达香港，登台唱演，观众有冯自由先生则大讶之，……全体加盟为同盟会会员。一月后以集团行动，促成林直勉之毁家报党。搁浅已久之同盟会南方支部，赖以成立；而国父领导革命历史至此换一新页焉。”

虽然这种说法不无夸大成份，但醒天梦的入盟和林直勉的赞助经费，对该支部的成立起了促进作用却是事实。在南方支部成立前，西南各省的组织和军事工作，由香港同盟会分会领导，自从成立南方支部后，便改为该支部领导。如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等，都是在该支部领导下进行的。由于这一关系，志士班同志参加南方支部，便投身南方武装起义的行列，有些人甚至为革命献出生命（如李文甫等）。冯自由《革命逸史》说：“及辛亥革命军起，诸剧员躬身参加义举者，尤不乏人，是更由演剧之舞台工作，进而为实行工作矣”。有的则为革命筹饷，远渡重洋演出，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褒奖（如振天声）。又如李是男在美国组织新舞台粤剧团，为革命筹款，贡献不小。这种爱国革命精神，对后来粤剧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刘国兴在《戏班与戏院》一文说：“在广州人民反对袁世凯签订廿一条条约，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时，粤剧全行人员，几乎无一例外，都通过舞台，广为宣传。我自己亦积极学习演说，并自行出资印发了3000多份宣传材料，每到一处演出，即利用演出前后的时间，边散发，边演讲。其他艺人，不少亦进行类似的活动。”

      其次，志士班创作和演出一批新剧目，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宣传和鼓励作用。有时甚至利用开演前或幕间，由演员出来演讲，进行直接革命鼓动宣传。有时则在戏中增加一大段念白，抨击时政，针砭社会。如蛇仔秋（袁德墀）在南洋为革命筹款义演时，公演《正德皇帝游江南》一剧，蛇仔秋饰正德皇帝，靓某饰凤姐。正德垂涎凤姐的姿色，要求幽会，便对凤姐赌誓说：“我是皇帝，历来天子无戏言，汝知道吗？”凤姐却说：“汝是皇帝吗？皇帝尤更加不可相信。”正德不解说：“这就奇了，皇帝如何不可相信？”凤姐答道：“汝看清朝的皇帝哪一位不骗人害人的，即如现在的皇帝，要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发行的公债一概不还本，糊里糊涂，这不是皇帝们大棍骗吗？”如此临时“爆肚”，一位明朝妇女李凤姐，居然控诉起清朝皇帝的罪行，稍懂历史的观众，听后自觉可笑。但由于这些临时加插的对白，紧密配合当时的保路运动，却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张永福在《粤剧杰伶蛇仔秋》一文中，讲了上述故事后说：“两伶对答针锋相对，处处挑出满清的恶劣罪孽，比较演说家尤加起劲。台下人为其提醒而兴起者不知凡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革命成功，两伶事迹为不可没矣。”（《南洋与创立民国》）可见如此插科打诨也发挥了强烈的宣传鼓动作用。至于在戏剧中借南音、木鱼、龙舟等说唱形式，寓教育于演唱之中，借演戏为鼓吹革命之媒，则更是惯用的宣传手段。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懂得改造封建主义的粤剧，为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我们今天搞粤剧，难道可以只顾“收得”，原封不动地照搬旧的传统剧目吗？否！我们必须批判地继承传统，汲取其民主性精华，剔去其封建性糟粕。70多年前的志士班，已懂得创作现代戏，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我们今天的粤剧，应创作更多的现代题材剧目，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 

      再次，志士班编演了不少现代戏，演戏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而只有群众听懂了才能发挥宣传作用。所以，根据题材和宣传的需要，他们大胆地把舞台官话改用粤语演出，又采用平喉唱粤曲，用真嗓（实声）代替假嗓（假声）。优天影演出的《周大姑放脚》，就是首创平喉唱粤曲，比朱次伯、金山炳还早。到了三十年代，平喉得到著名粤剧艺人千里驹、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等的继承和发展，至今不衰。

      最后，志士班为粤剧培养了不少名伶，如李元亨（靓元亨）、戴谦吉、利庆红、扬州安、赛子龙、余秋耀、靓荣、大眼钱、新丽湘、冯公平等，都是志士班出身的。后来，这些志土班出身的名角，通过授徒传艺，对粤剧进行改革和创新，逐渐形成不同的艺术流派。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粤剧艺人以师承志士班的“叔父”为荣。可见志士班对粤剧发展的影响，确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