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红豆】师踪何处

红线女老师倘健在，已有百岁了。常记当年，每逢老师生日，总会约上几位近亲和学生，找个小菜馆一起吃个饭，分享生日蛋糕，尽欢而回。此情此景，仿如昨日，不能再者，转眼十数年矣。

一直相信，以老师的豁达、乐观，承接家族的长寿基因，盈百之期，当非难事。然终是世事难料，2013年12月，老师还是永远离开了我们。世间再也见不到我最敬爱的红线女老师，思念却如滔滔江水，从未停止。

进入“红班”

说起来自己与粤剧结缘，实非本意。1985年初，我刚步入高中，有一天，父亲拿来当日的《羊城晚报》，指着一则消息对我说：红线女在广州粤剧团办演员培训班，要不你去试试吧。父亲知道我酷爱唱歌，还曾拿过学校歌咏比赛的头名，故有此建议。其实影响更直接的，应该是父母对粤剧的热爱，希望我日后能从事这个行业。至于我自己，自是更喜欢唱歌，但我竟没有违拗，报名了。试区有四个，涵括全省，我选择最近的肇庆市。初试在肇庆市宝月台进行，要求很简单，唱一段曲，做点舞蹈动作，我竟都不会，只好唱了一段蒋大为的《牡丹之歌》，做了几个广播体操动作以代。不久，竟然收到了去广州复试的通知。

复试在广州，我从未到过省城，母亲不放心，亲自带我去。考场设在位于大北路桂花岗的广州粤剧团，陪考的亲属也允许进入考场，我是稀里糊涂地便应考完毕了。待出得考场，母亲激动地说：“知道刚才主考的是谁吗？”“是谁呀？我不知道。”我回答。“是红线女呀，幸亏我来了，真是三生有幸啦！”我这才认真回想一下刚才主考形象：她端坐在桌子后面中间位置，看上去大约中年，齐腮中短发，鼻梁上架一副茶色眼镜，身材适中，举止优雅，气度雍容，言语温柔斯文，脸带微笑，给人以毫无距离的亲切感，面前置保温杯，手中握笔，不时在笔记本上作记录。“红线女是什么人啊？”我问母亲，“红线女呀，不得了啊……”母亲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这应算我粤剧启蒙的第一课。

经过二次复试，我接到通知参加试训。试训为期一个月，最终九名学员成功留下，分别是李红涛（后改为李虹陶）、张雄平、陈敏红、冯汉华、欧阳朗、叶素素、方红莲、卢能安和本人。这个红线女创办的演员培训班也被人称为“红班”，我也在数月后被委任为班长，协助老师负责学员管理工作。后来得知，这是红老师有感于粤剧演员断层的危机，而向市委、市政府申请专项经费而设立的培训班，并且为了加快人才成长，决定采取以团带班的形式边培训边实践。所以，我们入学集中短训后便被安排到广州粤剧团属下的实验粤剧团，参与剧目排演，同时请来王韵（原广州京剧团主演、京剧大师关肃霜入室弟子）、方云麟（原广东粤剧学校知名教师、曾任多个京剧团武生）及粤剧名家李飞龙、小木兰、陈小汉、周天相、沈伟、韦超明等名师教导专业术科。在参与实验团创作实践的过程中，剧团众多主演如倪惠英、罗伟华、郭凤女、许玉麟、谭志基、叶碧云等老师也热心教导和帮助我们，我们学到了许多专业知识外，更知晓了戏班从业者应该遵守的行规、传统礼仪以及必须具备的艺德。

此后，我便一直在老师身边学习和工作，直到2009年调到现单位从事专业创作前，受老师言传身教二十多年不辍。

1991年1月，随红老师回乡，在老师祖居前。

不拘一格

记得初到剧团集中，老师要求每位学员向全团演职员做自我介绍，待每位学员介绍完毕，老师叫我起立，再次问我名字，然后说：“刚才自我介绍时，你是站得最正的一个，而且介绍完了还知道鞠个躬。”我登时脸红了，没想到这么一个最正常不过的举动，也会得到老师大庭广众之下的直接褒奖。或许，这正是一位艺术家对生活细节观察入微的习惯。同样的情况在此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还出现多次。比如有一次，还是学员期间，乐队伴我唱一段“中板”，其中有一拍我没按乐谱的旋律唱，乐队师傅就停了下来，要求我重来，按乐谱演唱。老师在旁听见，马上走过来，问：“为什么停下？”乐师说：“乐谱不是这样的！”老师说：“有没有走板？有没有走音？”“没有。”乐师回答。“那为什么必须按乐谱？哪个定的规矩？我觉得这样唱可以，符合情绪，跟下去。”乐师只好继续伴奏，但看得出脸上的尴尬。及后回想这事，其实这不应是眷顾，而是用事实给我上了一课，告诉了我唱腔旋律不应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可以依照人物的身份、个性、环境的不同而变化。表演者应该根据自己的艺术特点和对人物的理解，主动创新求变。老师是用自己的权威，保护了一位初涉艺途者萌芽的创作思维，于无形中培养我的艺术自信。这让我想起复旦哲学家王德峰教授说的一件实事：某小学语文考试出了一道题，问“冰融化后变成什么”，有一位学生回答是“春天”，被打叉了，因为正确答案是“水”。而红老师却是一位选择打勾的老师。类似这种潜移默化式的艺术感悟，老师给了我很多很多，让我受益终生。

1989年，红班学员毕业，都被吸收为广州粤剧团见习演员。人少，无法形成剧团建制，红老师便组建了“演出小分队”，排练了一批折子戏，亲自带领我们到全省各地城乡演出。但我们几位刚毕业的年轻演员，毫无知名度可言，老师便在每场演出亲自演唱曲目，用自己的实力和名气为我们站台。我们因此拥有一个极不平凡的见习期：亲身体会到老师严谨的舞台作风，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和孜孜以求的艺术精神；聆听到一首首不同凡响的红腔名曲；感受到观众对一位人民艺术家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热爱；体会到台上台下因艺术而得到心灵净化产生的情感共鸣和精神升华。

为进一步践行自己的艺术理想，更全面地培养粤剧接班人，1990年初，红老师以我们这个演出小分队为基础，抽调了其他艺术力量，组建了广州小红豆粤剧团，自己亲任团长。建团之初，为保证演职员基本生活保障，老师向上级申请专款，以保证剧团职员每月平均有不低于300元钱的收入。有一天老师竟向我——一个见习演员征询剧团管理意见。初生之犊无所畏，我向老师直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剧团应制订完善的管理制度，以制度管人，令出必行，有禁必止；其次，收入分配不能一刀切，要根据不同岗位、贡献多少和责任大小有所区别；第三，总收入不应固定不变，可考虑分成基本工资、演出排练补贴、练功补贴几部分，以保障员工出勤率，鼓励专业人员追求艺术进步、保证剧目演出的质量。也许没想到我会如此全面地说出剧团管理方案，老师眼睛瞪得大大的，看了我好一会，说：“很好，那这些制度，你来拟一下吧。”几天后，我把拟好的剧团《演出、排练制度》《练功制度》《考勤制度》一起呈给老师，老师作了些修改，经团委会讨论通过，没几天就公布实施了。为保证制度执行，老师还委任我为剧团首任演员队长兼团委，负责制度落实执行。

可以说，这些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打破了剧团多年来依靠行规和领导习性管理的惯例，对剧团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人员科学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沿用了多年。不久，剧团演出多了起来，受老师委托，我又起草了演出补贴分配方案，开启了以分计酬的演出分配模式。此后剧团的管理工作，只要是合理化建议，老师都会很快采纳，布置落实。比如，当时团里单身青年较多，所住集体宿舍基本无配套生活设施，有些职员就在宿舍用电炉做菜，用电热棒烧热水洗澡，这些行为引致电箱经常跳闸，怨声不断，大大增加了用电负荷的同时，还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为此，我向老师建议在沐浴间安装热水器，并划出专门地方做共用厨房，以解决大家的生活问题，消除安全隐患。又如，剧团外出演出时，通常回到广州已经很晚，考虑到深夜人员回家的安全问题，我提出不住剧团附近的职员可以打出租车回家，由剧团报销车费的方法。像这些只要是有利于剧团管理、有利于演职员工利益的事情，老师总会一一采纳。

今天看来，以一个尚无工作经验可言的见习期演员的身份，得到这样的信任，委以重担，对于刚成立的国营艺术团体来说，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可以看到，在红老师眼中，并无论资排辈、学历、背景之成规，老师看重的，更多是能力、适合和必须。不但管理上如此，艺术创作亦然。

像现在艺术造诣不凡的梅花奖演员苏春梅，当年红老师把她招到小红豆粤剧团时还只是粤剧学校的在读生，是红老师慧眼识才，在她毕业前便招到门下，手把手教她演戏，委以重要角色，没几年更大胆提拔为剧团的正印花旦。再如，先后从茂名粤剧团、南宁粤剧团调入的黎向阳（即如今的黎骏声）、欧小胡（即欧凯明），老师也分别采取了不一样的教育方式，促进了他们的成长，为他们日后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基础。三位当年红豆粤剧团的青年演员，如今早已是独当一面的艺术家，在粤剧领域可谓举足轻重，而且都先后获得了中国戏剧演员的最高奖——梅花奖，欧凯明更是梅开二度。

润物无声

大概是1990年秋，老师让我搬到她家里住，此后数年，工作和生活与老师相处密切，老师的工作作风、生活态度、艺术追求、待人接物等方方面面，让我耳濡目染，受教良多，也让我对老师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这段生活经历，对我来说可谓刻骨铭心，无论是艺术上的熏陶还是文化、精神上的影响，都十分重要，是我人生道路上最有价值的生活经历，可以说是受益终身。

人生中每有矛盾，亲情与事业、责与权、名和利……两全何其难。红老师的人生，担当过女儿、妻子、母亲、朋友、领导、艺术家等诸多角色，生命之途不间断的抉择，体现的是深深的家国情怀和对事业无限的热爱，其中，有执着、有温情，有时，也透着无奈。

小红豆粤剧团初创时，老师负责剧团全面工作，行政、艺术都要亲自抓不说，还兼任主演。繁重的工作，分身无术，在团与家之间，老师总是以团务为首。为此，她不得已把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我们都称婆婆）送到位于中山大学的姐姐家里，请比自己大好几岁的姐姐（我们称呼她七姨妈）照顾母亲，以保证自己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七姨妈是个十分贤良、和善且勤劳的传统女性，尽管家里住得并不宽裕，面对妹妹的请求，她还是说：“知道了，以前一直都是这样的啦，你一忙就把妈交给我，放心吧，你好好工作就行！”转过身，我看见，七姨妈眼里闪烁着泪花。此后，每有闲暇，老师总会抽空到中大看望母亲，每次母女相见，嘘寒问暖，倍觉温馨，却难免匆匆。只要时间许可，老师还会亲自下厨炖好汤，让我送去中大给婆婆。如此经年，直至婆婆仙逝。

1991年初夏，与张雄平、方红莲两位红班同学陪红老师与七姨妈邝健明携母游白云山。

老师的小儿子马鼎盛，如今是凤凰卫视专栏主持人、军事评论员，著名学者。但是当年，刚从香港回到内地工作的老师为了粤剧事业，只能忍心把年幼的孩子送到遥远的北京读书。回忆往事，老师常自叹息，特别是说到特殊年代因自己的遭遇几乎断送了儿子的大学前途时，更是感慨。其实，对于自己的孩子，老师心底始终有着满满的母爱。记得2003年的一天，已经很久没看电视的老师忽然要我报装有线电视，装好后，印象中应该是星期三晚上，老师早早坐在电视机前，像是等待什么节目。不久，听到老师叫唤，我连忙上楼，只见老师指着电视机，笑得像个孩子，说：“快来看，阿盛啊！”原来，电视正在播出马鼎盛主持的军事评论节目。当年，正值美伊海湾战争，盛哥（我们对马鼎盛的称呼）以渊博的学识、严密的推理准确预言了战争的胜负趋势，名噪一时，受凤凰卫视特聘为军事专栏评论员，在每周的黄金时间安排了专题栏目。对于儿子取得的成就，老师十分欣慰，毫不掩饰兴奋之情。自此每期节目到来，老师必守候在电视机前。

老师平时不喜应酬交际，但遇上必需的接待，又总会热情周到，不失礼节，而且，绝不使用公款。像老市长黎子流初到广州上任，偕夫人邱姨第一次到红老家拜访，老师的接待就很具个人风格。那天临近中午，穿着整齐的老师在门前待客，直到十二点后也没见客人到，老师带些担心和焦急，却是耐心等待，不失仪态。大概一点过后，门铃方响，老师快步到院外大门迎接，黎市长见面即道歉：“对不起，散会太迟，来晚了！”老师笑道：“没关系，快请进。”黎市长偕邱姨大步流星步入屋里，一边跟旁边每个人打招呼，亲切得如同步进自己家门。老师直接请市长夫妇进入餐厅，吩咐端上菜肴开饭。菜式是老师一早让我准备的，四菜一汤，毫无奢华：白切鸡、清蒸桂花鱼、萝卜炆牛腩、生炒菜心，还有个老火汤。老师说：“黎市长，就这样了，不去餐馆啦，别介意啊。”黎市长笑道：“很好，我喜欢在家里吃。”一个政府高官，一个艺术大师，边吃边聊，拉家常，谈粤剧，如老友相逢的朴实、自然，没有过多客套，更无半点奉迎造作。

回忆起学艺伊始，老师教我们唱的第一首曲就是她曾经在个人独唱会上演唱过的粤曲《一曲赞歌奉献给党》。事实上，爱国、爱党的思想，一直是老师工作的主导。这体现在一是创作的所有题材和内容都有着健康、积极、引人向上的主题。二是遇上党和国家的重大纪念日时，总会自觉地组织专题创作或纪念演出。比如“建党七十周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五十周年”“建国五十周年”等专题演出。三是积极创作主旋律题材的戏剧作品，如歌颂高尚医德的现代剧《白燕迎春》、迎接香港回归的《春到梨园》等。四是注重年轻一辈思想品德教育建设等等诸多方面。

红老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其高洁品行，令人高山仰止。

师恩如山

当年，进入“红班”时我年已不少，自问虽算勤奋，到底未成大器，一直以来得以蒙受老师的诸多眷顾，想来常自有愧。

记得刚住进老师家，老师就鼓励我除了练功学艺，还要多看书学习，并说：“三楼书房里的书你可以随便看，看完放回原位即可。”正是在老师家里“养尊处优”的日子，让我有了顺利完成了从大专到本科学业的条件，有了支撑此后专业进步必要的知识储备。

1992年春，老师交给我一台录音机和一盒录音带，说：“你听一下这首曲，我觉得你嗓音比较厚，可以学七叔的唱。”老师说的七叔即白驹荣前辈，让我学的粤曲是她们合作的名曲《琵琶上路》。我边听边学唱，有不理想处，老师就直接指点，如此数月，有一次唱给老师听，老师微微颔首：“嗯，有一点了。”此后才得知，老师要筹备纪念白驹荣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演出，安排了同学方红莲和我在晚会上合唱这首曲。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彩排当晚，老师问：“明天演出服，你打算怎么搭配？”我说：“白衬衣，黑色西裤咯。”老师略沉吟：“嗯，有点凉。”“凉？那是怎样？”我问。老师哈哈大笑：“你早晚会明白的。”然后指指台侧：“去把我的手提袋拿来。”袋子拿来，老师找出钱包，拿出五百大元塞给我：“到附近百货商店，买件红色T恤，白色西裤，这样搭配好点。”我接过钱，按老师的话买回衣服，穿上登台。现在回想起来，懵懂的我，竟连“多谢”都未曾说一句。

1992年纪念白驹荣演出，在南方剧院后台与老师合影。

1997年，老师离开了她一手创办的红豆粤剧团，筹建由市委、市政府投资兴建的红线女艺术中心，调我去协助她工作。翌年春，我告诉老师准备“脱单”，老师非常高兴，还开玩笑：“喜酒请我不？”“那当然，还要请您为我们主婚呢！”老师笑着答应了。婚宴设在泮溪酒家，傍晚临开席，老师才到，我赶紧出迎。见老师从车上走下来，陪同的还有中心党支部书记谢友良等同事，他们刚从位于珠江新城的工地回来，看得出老师已是很疲劳。把老师迎进门，戴上主婚礼识，老师主动说：“拍个照吧。”照毕，拿出一个红包塞给我，说：“这个你收下，我有点累，要先回去啦。”无论怎么挽留，老师还是执意登车。拿着手里沉沉的红包，看着汽车远去，我已泪眼模糊。

粤剧编剧匮乏，老师一直耿耿于怀。2004年，老师上书时任省委书记张德江，建议政府支持举办粤剧编剧研究生班。张书记很快批下专款，委托省文联属下剧协联合中山大学主办。看到了消息，我打算报考。因为是全脱产学习，我报请老师同意，老师一口回绝：“你去读书三年，中心工作谁做？”没批。过了几天，我再次向老师提出，看我意向坚决，老师同意了，只是提出：“工作需要时必须回来。”我一口答应。此后三年，虽是走读，工作待遇也得以保留，成为粤剧编剧研究生班中待遇较好的学生之一。

老师对我的恩情，实在是数也数不清！我相信，老师如此厚待我，或许是看到了一位晚辈对艺术曾闪耀过执着目光的缘故吧。如今，老师音容宛在，学生报答无门，情何以堪？唯可告慰老师的是，学生还在从事粤剧工作，而且还会尽力做下去！

（本文作者余楚杏，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一级编剧。本文发表于《南国红豆》2025年第5期红线女诞辰100周年专题。）